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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07 04:52   来源:未知   阅读:
 

  在战争年代,是非常注意学习著作的,尤其是军事著作。的一些军事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十年内战的经验总结;指导抗日战争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也包含了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和东征,对于撰写的军事著作,有切身的体会。

  刘亦菲经典语录1936年,在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同时,还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完整地聆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授,获益良多。以后,他就将军事著作的单行本随身携带。据大决战前后的秘书谭云鹤回忆:有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军事著作的单行本,上面勾勾画画,圈圈点点,写满了批注,说明他对这些著作已经反复精读过。

  在战争年代,不仅自己认真研读军事著作,而且在战斗、战役的关键时刻,要求部属针对面临的问题,学习军事著作。

  1946年11月,杜聿明依仗优势兵力向南满进攻。南满解放区一时间仅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浑江、抚松、长白四县,南满军区主力三纵、四纵被压缩到狭小山区,形势十分不利。如果南满坚持不住,杜聿明没有了后顾之忧,六和彩开奖结果,就会倾全力进攻北满,东北形势就将恶化。因此,一定要坚守南满,以便北满、南满配合,使杜聿明首尾难以兼顾,从而扭转东北民主联军在战场上的被动态势。

  为了帮助南满军区的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1月9日,致电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要求他们认真学习的战略学。他写道:

  你们虽在战争中很忙,但仍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弄清战略思想,必须研究毛主席战略学第五章。应将该章作为我军的战略训令。在该章内当着重研究战略退却、反攻开始(这一节中尤当着重研究三条结论)、论集中兵力问题、论运动战。对这四节应反复研究,切勿当做普通文章看过去了,而应当当做胜利的诀窍来看,作战指令来看。决不可看一两遍就放过去了,应当常常拿起来看。只有这样,才能用这种思想来影响你们的实际行动,则能使南满今后的作战与局势,得到新的发展。

  所说的“毛主席战略学”,指的就是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书第五章的题目是“战略防御”。其中“战略退却”一节阐述了“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战略步骤”。在“反攻开始”一节,得出的关于初战的三条结论是: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在“集中兵力问题”一节,阐述了劣势军队要战胜优势军队必须集中兵力,才能对敌人形成局部的优势。在“运动战”一节,阐述了劣势军队必须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集中兵力。显然,学习和运用这些论述对于坚持南满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时要求南满军区领导学习军事著作,完全是为了致用。

  八个月以后,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军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下,迅速收缩兵力,坚守长春、四平、沈阳等战略要点。为了切断长春和沈阳的联系,决定拿下四平。

  从6月13日至21日,四平攻坚战已进行了八昼夜,军仍顽强抗击,逐屋争夺。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西半个城市,伤亡已逾8000人。、罗荣桓决心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之目的。

  为了解救四平,杜聿明调集了他能抽出的全部机动兵力10个师,于29日从长春和沈阳两面向四平推进。决定留一部佯攻四平,集中9个师去迎击由沈阳北上之敌。但由于军队形密集,啃不动,东北民主联军于莲花街消灭援军1个团并于威远堡一带击溃一部后,下令撤出四平。

  四平攻坚战虽然歼灭军3万余人,但东北民主联军伤亡也有1万多人。四平之所以未打开,主要是因为事先对敌情侦察不够,以为守军只有1.8万人,打到后来才知道是3.4万人。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攻城兵力一开始不够集中,一面打一面添,导致未能打下。

  为了吸取攻四平失利的教训,除于7月2日和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东北民主联军各纵队并报,总结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外,又于7月13日致信四平攻坚战的指挥员李天佑: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

  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它是美名勇敢或是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

  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位性情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的这封信却写得情真意切,充分表现了他对战友、下级循循善诱的拳拳之心。从这封信以及八个月前他给南满军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战争年代,建议部属学习军事著作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亲身体会到,掌握了军事思想,思想就开了窍,就能减少失误,多打胜仗。

  正由于在战争年代真心实意地学习著作,使他赢得了的好学生的美名。

  1949年,写下对的一段评语:“他先为你捏造了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改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毛惯用的手法。今后应当注意他这一着。”写下这一段话,但并没有说明是针对什么。笔者以为,这一定是同有关、而他又认为有损自己颜面的论述。经排查,似乎能对上号的著作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一著作写于1930年初,古田会议结束以后。在1929年底,收到了写给他的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表示要求进步,并征求对自己的意见。向贡献一些什么意见呢?准备借写复信之机,深入地阐述古田会议没有涉及的如何估量当时的形势和伴随而来的如何行动的问题,并将此信印发红四军各个单位,以统一全军干部的思想。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些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读了这一段后,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在贺信上写了一些什么内容?由于笔者没有看到的原信,在这里只能根据的复信作一些分析和推测。我们从所说“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到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大体可以判断,在贺信上只是泛泛地征求的意见,并没有提出向请教的具体问题。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存在。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被军撵着跑将近两个月,在大余、圳下等几次战斗均告失利,直到大柏地战斗才缓过劲来。不少干部,包括对此都心有余悸。1929年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又提出分散红军,隐匿大的目标,朱德、调到中央的问题,使包括在内的一些干部产生了分散游击的想法。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时,恰好来了新年贺信。于是,就通过给写复信,采用教育的方法来教育与有相同想法的人。因为确实曾经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尽管在新年贺信上并未提这个问题,但在复信中对他讲这个问题并非“捏造”。

  复信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复信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后,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说:“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对于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信写得热情洋溢,对采取了循循善诱的老师教诲学生的态度。他此时确实把视为可以造就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生。考虑到同有类似想法的人,在部队中还大有人在,于是就让自己比较欣赏的当一回典型,借给写复信的机会,在信中阐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来教育大家。这样,这封信就不仅仅是送给一个人,而是交付油印,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部队,用以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对此,并未提出异议。

  到了1948年2月初,针对一些地区在编辑的选集一事,致电中宣部,要求收录毛主席给他的信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他说:“为着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他认为,这样可以“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同意了的要求。2月12日,在给中宣部的电报上批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后来,在将此文收入《选集》时,将批评的地方改掉了。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9年,绝大部分时间在养病。这一时期,他对减少了敬佩之心,把当做琢磨和研究的对象,和叶群写了不少琢磨的笔记,他们用“一号”、“姨毫”、“莫噢”等作为的代号。在当时的情况下,深知,要获得巨大政治利益,必须得到的信任和重用。20世纪60年代初,叶群记录的话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如果决策错了呢?写道:“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1959年9月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这时,因“”失败而威信下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本着“大拥大顺”这个大窍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举党的总路线和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从此,直到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高举”,亦即大搞对的个人崇拜就成为的行动纲领,号召学习著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的观点。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同志的著作。我们学习同志的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学毛著要背警句。他说:“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可是它的变化是无穷的,你不懂得怎么能够用它?一定要把最重要的线年对抗大的两次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起名为“三八”作风。

  1960年9月12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应提出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而提出了“四个第一”,即在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等四个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指责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了严重偏差”,并撤销其职务。

  在9月14日至10月24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顶峰”,给对的个人崇拜升了温。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以的“四个第一”为指导思想,撰写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称通过这一决议是“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对此十分欣赏和重视,不仅吩咐秘书陈伯达(同时也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和田家英组织一个班子来修改这个决议,而且亲笔对决议的草案和修正稿作了批示和修改。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继续大搞对的个人崇拜。1961年1月,提出了“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后来,这被称为学毛著的三十字方针。4月间,视察部队时提出,《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与当时形势、任务有关的语录。

  1964年1月,解放军报社遵照总政指示,编印了《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供内部学习用的版本。《解放军报》领导建议题词,并建议题词内容用雷锋自勉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是,只题了前三句,缺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且,“听”字还写错了,多了一点,“口斤”变成了“口斥”。

  这个语录本随后几经增删,于1965年8月1日出版了再版本,的题词补足了四句,去掉了多出来的一点。1966年12月,又增加了由署名的再版前言。

  著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家学习。当时号召大家学习的毛著主要是已经出版的《选集》第一至三卷和1960年出版的《选集》第四卷。这四卷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是毛著中的精华。

  《选集》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军事著作、哲学著作(包括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思想修养、文艺理论,等等。自从提出学毛著的号召后,许多单位和部门掀起了学毛著的热潮。由于传统的道德随着传统文化的被批判而摒弃,广大干部群众便从毛著里的“老三篇”中吸取思想修养的营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和传说中挖山不止的愚公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涌现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等学习毛著的标兵。

  对于涌现出大量好人好事的学毛著运动,也及时给予加油、打气。他对于“老三篇”,曾有过这样一段名言:“‘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有人为这一段语录谱了曲,一时间到处传唱。在《毛主席语录》上的题词也被印制成邮票。学毛著的群众运动又进一步提高了倡导者的威信。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才能和思想,并不是一开始便被党内多数人所认识到的。的主张曾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他在革命队伍中曾经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三次被排挤出军队。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在事实上逐步成为中共领导的核心。延安整风后,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导师和领袖地位。随后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便打败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人们达成共识:跟着走,就是胜利。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却放弃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总路线,发动“”,成立人民公社。

  刘亦菲经典语录1958年风调雨顺,本是大丰收的年景,但由于“”、大炼钢铁,到年末已经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状况。虽然发现了问题,但并没有认识到症结所在,只是在郑州会议上作枝枝节节的调整。为了克服党内的怀疑、动摇情绪,越来越频繁地重提民主革命时期他和战友们的分歧。

  对此,罗瑞卿在揭发的材料中写道:“1959年春,主席在上海的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上,指名批评了×××。主席说:‘×××,因我不断同他的错误作斗争,他恨死我了。’主席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同人家的错误作斗争。’接着,主席就挨次对着坐在主席台上当时的中央常委说:我同你不是在什么问题上作过斗争吗?我同你不是在那个问题上作过斗争吗?主席面对当时在座的每一个常委都说过一遍内容不同、形式相同的话。主席面对着时说:‘我不是在会理会议上也同你作过斗争吗?’当时所有受到主席批评的人,包括×××,都没有作声。……至于这个呢,在主席的话尚未讲完,就打断主席的话,满身摇摇晃晃,嬉皮笑脸地说:‘那是走得太疲劳了,就是冲动,简单地骂娘。’”

  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继续将重提历史上的党内斗争作为击败怀疑者和动摇者的武器。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认为这封信已经触及路线问题,立即将会议由纠“左”转变为反右、批彭。7月31日,发言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以后在几次发言中都算了彭德怀的老账,指责彭德怀“历来有野心”,是“内有二心,貌似张飞”,“在几次路线中都摇摆”。在批判支持彭德怀的张闻天时,翻张闻天曾经支持王明路线的老账,说张闻天是“旧病复发”,疟疾原虫“没有根治”。

  频繁地重提历史,显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服务的。对此,领会得最深。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把产生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说成是:“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由此,得出一个“凡是”:“我深深地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这一段话正是以过去的正确来证明今日的正确,从而起到了维护错误主张的作用。号召学毛著的内容主要是《选集》,这些正是“战无不胜”的记录。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如果发自他的内心,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是,据的笔记,他讲的并非是心里话。在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倡导大家学习著作,“北京正在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但是,在私底下,他却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和斯(大林)。”

  在“七千人大会”上,旗帜鲜明地为“三面红旗”辩护,但私下里却对“三面红旗”,尤其是总路线和“”颇有微词。

  关于总路线,在大会上说:“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争得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但私下里,他在笔记中却写道:“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出废品(烧铁),失【蚀】本生意(未节成本,未惜人力)猛搞。今应提好省多快,好省基【础】上求多快。鼓干劲似应提,以科【学】为基【础】(实事求是)。以后也应如此提(现本末倒置)。”

  关于“”,完全不顾已经饿死成千上万人的事实,在大会上说:“,事实证明,可以,应当。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但私下里,他又说“”是“凭空想胡来”。

  在庐山会议上虽然猛烈批判彭德怀,但据他的家人说,私底下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就是急了点。

  如果把私底下说的话算是真话,那他在大庭广众说的话就是假话、谎话。这二者反差越大,就越证明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或许有人会说,在当时“左”的政治氛围中说假线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左”的政治氛围下,确有很多人因为怕挨整惹祸而说言不由衷的话。但这完全不适用于当时当地的。

  在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开幕式上,就传达了在1月10日的指示,宣布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此后,会议上便议论纷纷,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疑问,许多县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提出疑问。1月27日,作口头报告。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的。可是,现在不但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究其原因,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

  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基本上实事求是的,他的口头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按照私下里的想法,他应当赞成的报告。但是,他不。他在笔记中写道:“三级表态:说坏――右,不说――中,说好――左。”他要当,于是不顾事实,昧着良心,对1958年以来错误的“三面红旗”一味说好,对一味唱赞歌。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干扰当时纠正错误的进程。

  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党内对空想社会主义主张的动摇、怀疑和反对的思潮,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再升级为党内资产阶级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1964年底,说部队开展的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和单纯生产观点。

  1965年底,以“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扳倒了罗瑞卿。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防政变,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说成是要发动政变的阶级敌人,并说:“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继续大搞对的个人崇拜,不仅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于这些话,认为说过了头,但是他又认为当时还需要,因此把的讲话作为下发。此前,曾给写过一封信,对的一些提法表示不安,以立此存照。

  1966年8月18日,在广场第一次接见后,在和陈伯达、康生的集体创作下,被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简称“四个伟大”)的头衔。

  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12月16日,又发表了由人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本载有这个《再版前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语录本,在中国至少人手一册。每逢集会就万众齐挥动,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

  不过,这一做法也并非畅通无阻。“大树特树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就遭到的批评。这一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1966年8月18日,在广场接见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大立思想”。1967年6月16日,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8月9日,他在同曾思玉、刘丰的谈话中提出了“思想的绝对权威”。11月3日,报刊发表了署名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思想的滔天罪行》。

  但是,这一提法引起了的反感。1967年12月17日,在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的批示中批评了这一提法。他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968年3月22日,让在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三二四”大会上讲一讲这个相对和绝对。1970年,在南巡时便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

  中共九大以后,继续对他认为不再需要的、过分的、将为后人诟病的个人崇拜降温。他在审阅文件时,多次删去加在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但是,、叶群等却把为个人崇拜降温的举措称为“伟大的谦虚”,同时把别人跟着为个人崇拜降温称为反思想。

  于是,抓住张春桥一次关于删去三个副词的发言,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联合陈伯达,高举天才的旗帜,对张春桥大加挞伐。张春桥民愤很大,将其作为攻击目标并没有错,很得人心,问题是兴师问罪的文章的题目错了。在为个人崇拜降温的背景下,还要坚持称天才,岂非自讨没趣?攻击的时机也不对。在仍然坚持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要拿掉张春桥,就触及了的底线。于是,写了一篇批天才论的文章《我的一点意见》,发动的这一场文不对题、时机错误的斗争就以失败告终。他对唱了多年的赞歌也戛然而止。

  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崛起的,又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失败。可谓兴也庐山,衰也庐山。

  是靠搞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又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栽了跟头。可谓成也个人崇拜,败也个人崇拜。